永远有下一个任务

民联执政改朝换代的槟城已有近6年。过去的4年多,每隔两个星期,我都会在《槟城在望》一栏,分享我身为首长,执政槟州的点滴。 

这当中,有施政的理念,执行的方针、州政府的方向,当然也包括了执行上面对的障碍,透过一些简单易懂的真实个案,读者皆能够一窥我的团队在民联执政的槟州,一步一脚印地交出成绩。

有时出席活动时,社团人士或人民对着我说起我专栏内容里的故事,仿佛这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商会领导人在偶遇时,甚至提起很久之前我曾在专栏提过的个案,大家对栏中文章的印象,是让我坚持在百忙中抽时间,费尽心思,在琐碎又繁忙的公务上,构想内容的动力。

曾经有海外驻办到访时,也提及他们办事处都有透过这个窗口,了解槟州政府的动向。

4年多来,陈述的内容,大致上离不开州政府的“主干理念”(Core ideology– 比如制度化政策(包括制度化拨款给华校、乐龄回馈金等福利政策)、州政府工程公开招标的好处及肃贪的决心。

我选择用《槟城在望》作栏名,是希望民联执政后的槟城,是一个能够给予人民希望的国际城市。我们要把绝望变成希望,我们要从无到有,就像槟城的主题公园一样。2008年之前,槟城一个主题公园都没有。今天,我们从零到两个主题公园,政府部门的效率,让主题公园得以在短时间内设立。

6年来,我一直强调人才的重要性。拉拢人才已是全球化的艰难任务。找人才从来就不容易,我希望可以像我施政槟城一样,制度化地招揽人才,给最好的人奖学金。回国后为政府服务。可是这却是在联邦政府的权限,加上公务员薪金制度的大障碍,要私人界人才到公务员体系,往往人才得先牺牲薪酬减半的代价,叫人如何开口啊。

我虽为一州之长,在挖人才方面,顶多能够拉拢那一两位,无法制度化(因决定权在公共服务局),也是我截至目前为止,最大的遗憾。

我常常说,“好人不做正事,坏人永远当道”,指的正是肃贪。肃贪不仅要以身作则,还要做出来,自己廉洁并不足够,还必需确保身边的每一个人、整个团队都是廉洁的,被抓到有贪污成份者,应该“斩”就要狠狠“斩”,才能肃贪有力。

一名议员,最近传给我他在面子书(Facebook)看到的文章。是一名马来青年,数月前在梳邦机场遇到我合照后写下的。

他道出他在廉价机场遇到Uncle Chinese,没有保镖随行、手中拿着的是跟他一模一样的机票,在一众乘客队伍中等候上机。他说很感动,身为首长却愿意和众人一起等。要是国家所有领袖都一样节俭地使用人民的纳税线,可有多好啊,可是,现在管理国家的人,贪污、黑钱外流、样样涨价等,让人摇头。

我们一向以为华人痛恨贪污,原来,马来人也如斯憎恨贪污腐败。

我万万没想过,我借身体力行展示给官员看:首长说节俭不是讲,而是做出来,让官员身感压力,从而在花人民的钱时,会再三思考,却会在机缘巧合下,让一个百姓有此等的感触。这也相对地对掌握国家资源的政权,有了相比的对象。

对我而言,这不算一个成就,这只不过是政府的本份– 至少给人民机会选择他们要怎样的政府。做了主题公园、做了第一个无免费塑料袋的州属,槟城人要的,还不只这些呢。现在有人要求了:“首长啊,你能不能把享誉国际的家具店 IKEA带来槟城,带动一下啊?”

槟城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地方,既有人情味,可是人民的要求一点也不低,这是我们改朝换代成功的主因,也是我必需完成的任务之一。接下来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个接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吧!

 

要监督,请专业

林冠英

在专栏见报的两天前,槟房地产商公会召开记者会,发表了对州内房产的展望,当然也对州政府宣布的新房屋政策发表意见。

未翻晚报前,我就接到发言代表的急电,表明他洋洋洒洒说了影响房价的各大因素,包括地价(20%)、建筑原料价格(60%)、政府费用(12-15%)及其他(8-10%)如劳工短缺、消费税、产业盈利税、国家银行条例等因素,但被断章取义,报导只突出槟政府征高费导致房产价高涨一例。他说:“看来他们要对付的是我,不是你!”

是的,媒体只会报导他们想要报导的事,所以选择突出发展商骂民联政府的内容,让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,认为今天槟城楼价高涨,都是槟政府征费所引发的。现在,发展商也体会了被选择性报导的感受。

习惯扭曲报导的《新海峡时报》不说,现在连其中两家中文报,也以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作报导,而事实上,这并不是槟州楼价高飙的主因啊。

过去,媒体抨击州政府没管好房价,导致州内楼价飙升得离谱。这些忠言,我们都听进了,于是在2014财政预算案,配合首相纳吉,推出了一系列打房政策,引起业者不满。

当时要州政府“管好”楼价的记者,这时不只保持沉默,一些还联同发展商来抨击政府(只有槟城被骂,纳吉是“安全”的),更有受访者透过第三者转告:他的言论被媒体扭曲,他没说过州政府此举乃惩罚州民。更有正直的记者看不过眼,在面子书谴责同行“担心发展商少赚几个钱”不顾公众利益本末倒置。

有时,同一句话、同一个意思,由我口中说出,和与其他人口中说出,媒体间的反应也有极大的落差。

槟城州选后,我发文告指有媒体就“天兵派本土派”大作文章的当儿,本身其实已混淆了他们眼中的天兵和本土派。被他们标签为本土派的党员,选输了就变成天兵,或反之。我透过文告点出这逻辑的问题,被炮轰成我不允许别人批评行动党有派系,却丝毫不提主题(即媒体自身的矛盾)。

同样的,上周日,选区党同志为我在升旗山顶庆生,州主席曹观友连唱6首歌助兴(原来他唱歌挺不错)。他向我透露,州选后有记者对他说,“你(曹氏)进去(州选前)时是本土,出来(复选后)却是天兵了”。他在选后也对媒体说:成绩证明:行动党并无你们(媒体)所说的有本土和天兵派啊。

我不只一次提起媒体间“民联好欺负”之风。同是调薪,砂州资源丰富、人民穷苦,议员调薪300%,不见有媒体特写式报导;民联执政的州属因理财得当年年有盈余而调薪,就成了千古罪人般被质问,连自诩中立的媒体,在处理调薪课题也如此厚此薄彼,“照顾”国阵州的“感受”。

大选期间,一家本地中文报,报导首长的新闻篇幅,远远比不上那位被该报刻意美化到处派钱的破产奸商。

我们分得很清楚,有些媒体有国阵背景,但当中也有专业的记者;有些媒体尝试中立,但其记者群中也有国阵的枪手。遗憾的是,为何当我们指出媒体的错误要求纠正时,却被当成是媒体的共同仇人。

你们说,你对记者的要求这么高,却没有同等对待你撒谎的党员。我说,党员错了不改,自然不成气候也无法更上一层楼;而媒体不同,你们掌握了监督的第四权,我们的高要求,是希望你们监督时更专业。

让我对媒体专业失去信心的,是槟州3大中文媒体组织,在505大选期间的非常时刻,毫不避嫌地公然接领由亲国阵一马NGO发出的各5万大元“慈善基金”,然后就不了了之。

你们监督政府,你们批评政府,我们接受,同样的,掌握第四权的媒体,难道就不需要接受人民的检视了吗?

让年轻人有机会当老板

过去的年代,要当老板,只要随意找片地、搭个棚,非法开一间山寨厂,就可以白手起家开始当起老板。但,随着社会法规的普及化、商业竞争的剧烈,年轻人要白手起家做老板,再也不容易实现,大量的条规需要去遵守,这环境,让许多年轻人打退堂鼓。 

制造机会、提供环境给年轻人,是政府的任务之一。从2011年前开始,槟州民联政府就先行开设了中小型企业哺育中心,以低过市价近半的租金,让企业家开设办公室,租期只限3年,若创业不成,则需要把位子让给下一位符合资格的年轻企业家。 

然后,我们也开设了中小型企业村,让他们可以“开厂”、大量生产,籍此减轻企业家的创业负担,同时在各方面辅助各种政府相关的条规及资讯。 

槟城是马来西亚唯一为中小型企业展开哺育的州属,原以为我们是先驱,直到最近我到了台湾一趟,才惊觉人家栽培企业家计划,已不再是哺育(Incubator)阶段,反而已是“企业加速器”(Accelerator)的地步。 

不同于槟城的3年制,台湾的“企业加速器”,每个阶段只有半年期限,每次遴选25个企业一组,发展这批人的新概念、新想法,然后透过其他企业的注资、提供初创业者相关的科技支援与人力资源,立志让初办企业也能与国际竞争。 

更重要的是,台湾的企业加速器,秉持“英雄不问出处”的精神,不分国籍,甚至收揽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菲律宾华侨,只要你的概念够好、点子够创意,一律可被列为被重点“加速”上轨道的对象。 

整个企业人员都是年轻人,充满活力、动力,除了办公室以开放式办公,连桌面设计也是开放式,难怪能吸引这么多人才到来。 

槟城的中小企业哺育中心,采用的正是类似的概念,但我们用的是传统方式,为期3年,这也意味着,人家“企业加速”了很多批的初创企业,我们才成功哺育了一批。 

当我们以国家对国家作比较的时候,更让我冒冷汗。冒冷汗不是因为我们追不上,也不是我们做不来,而是我们想也不敢想,完全没有去做! 

现在台湾的创业者都是在进行着平板电脑及智慧手机软体的开发,桌面电脑已属于过时的东西,笔记型电脑也在节节败退,他们了解到现在是行动吃遍天下的科技大趋势。中国有的是资金,可以拼命做硬体;台湾有的是人才,拼命开发软体(因为硬体建设已上轨道),而咱们的马来西亚,软硬体都没做,能不让人冒汗吗? 

两周前我出席了Intellect 公司的宴会,这是一家负责知识产权注册的公司,其老板李金丰认为年轻人研发新事物,务必尽快注册版权,但先决条件是:我们有给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吗? 

刚落幕的金马奖,来自我国的蔡明亮和杨雁雁,以及《爸妈不在家》的幕后工作人员夺下各大奖,说明了我国这么多人才,国家却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肯定。为表扬他们的贡献,政府应该立刻承认独中统考文凭,以免继续重演我国优秀人才到海外始能发光的历史。

在台湾遇到一名留学加拿大的大马人,选择在台湾留下,而还有千千万万个甚至你不能相信的众多马来西亚公民,留在台湾(看好,不是邻国新加坡,是4小时飞程的台湾)发展事业,这就是多么可怕的事。 

这次到台湾,较过去的行程低调,是因为发生台湾人在沙巴遇袭事件,为免招商之行被当地媒体知悉,转移了此行的焦点,才保持低调。为抓紧企业年杪规划新一年预算的时机,不得不赶上尾班机会。遇到的台商不免谈起此案,我都会逐一告诉他们,槟城与仙本那的距离(超过2000公里),甚至比台北与越南河内的距离(1630公里)更远呢。 

我们已流失了这么多人才,现在国家应该做的,是给年轻人一个能够做老板的环境。 

魔镜的走红

最近,除了因英国《卫报》将槟城的《姐弟共骑》列入世界15最佳壁画,让恩尼斯走红全球外,他在新山一幅被当局认为有损形象的《转角遇到匪》,再度引起媒体关注。

<!–more–>大家都知道恩尼斯因槟城的壁画走红。但更多人其实不知道,何以他会在槟城画画、为什么他被允许公然在古迹区涂鸦。

故事缘起于2011年。当时槟城州政府委托了Joe Sidek 担任《乔治市节庆》(George Town Festival)的总监。这是自乔治市成功入遗后,我们从2010年起,每年主办为时一个月的活动,以庆祝申遗成功,并让古城得以继续“活”起来。

在我们征求2012年度《乔治市节庆》节目建议书时,工委会接到恩尼斯的建议,以在市区6个角落,画上壁画,称为“乔治市魔镜系列”,不收专业费(当然,他那时尚未走红),只求补贴特制油漆的费用。

工委会顾虑到:节庆除了艺术表演,也应有节庆前的热身,欣然接受了这建议。

当然,故事并不像“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”这么简单。首先,工委需与恩尼斯一起物色地点,然后征得业主同意,有些作画地点,甚至需动用起重机把他载起来作画,这些锁碎的安排,都是主办单位与恩尼斯在默默完成。

第一幅画完成后的好几个月,坊间“完全没有动静”。工委紧张得很。花这么多功夫,却没引起注意,计划是否失败了呢?要怎样向州政府交代呢?

担忧才开始,冷汗还未抹干,《姐弟共骑》不知何故,无端端在网络上串红。民众创意地摆出各种姿势与魔镜合照,制造出不同效果,一股的壁画风潮就这样开始了,连带把2年前的《铁线艺术》也带红了。

艺术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红得不明不白。于是,恩尼斯接下来的壁画系列,都成了媒体追访的目标。当然,这也引起一些本地艺术工作者不满,认为本土艺术家没被“眷顾”,而在其中一幅壁画附近,画上了“本土艺术已死”的戏曲脸谱(保留迄今)。

我想说的是,恩尼斯并非州政府花费巨额请来作画的,而是他提呈了其他艺术家没有提呈的建议。我是一个政治人物,不懂艺术。从节庆筹办的第一天起,我把节目自主权完全交给工委,要让恩尼斯画魔镜系列,是工委决定,我只能支持;魔镜走红,是工委的功劳,我们是沾了光。

工委反映,2014年建议书中,韩国就有超过10份建议书。工委说,我们预算不足,无法资助团员前来表演。对方说,不打紧,我们自费来,酒店机票我们自付,只盼表演团有缘参与《乔治市节庆》。

另一边厢,为鼓励本地创作走出槟城,走向国际,工委需派员物色、接洽及与本地具潜能又有兴趣参与的团体,让他们在节庆中亮相,打响知名度,费的时间、精神和钱财,比请外国团体来更多。然而,他们从不抱怨,因为他们身负栽培更多本地艺术家的任务。

恩尼斯因2012节庆走红,但2013节庆,他不再有份。今年主题是《百家被》及《秘密花园》计划。《秘密花园》是为古建筑的后巷,添加各类植物点缀,吸引人们重新关注这个长期被遗忘的空间。今年试行几个小区,反应不错,或会延至明年。

至于同属恩尼斯出品的《转角遇到匪》,在他乡蒙受不一样的遭遇,若要我以政治语言来评,我会说,“如果当地政府坚持把《转角遇到匪》清涂,我欢迎恩尼斯回到他走红的起点(槟城),画上一幅一模一样的壁画,等到有朝一日,民联执政柔佛之后,我们再把它‘搬回去’”。

不过,从艺术角度而言,每个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,复制不得。若有天恩尼斯想把他曾在槟城遭攫夺的经验化为壁画,我们不会有异议,毕竟这可作警惕民众之用,诚如他所说的,艺术不会破坏一座城市的形象,但罪案会。

我们接受别人的批评,我或许不同意你的观点,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言论自由如此,艺术自由,更要如此。 

他不会告诉你的事

10月27日,全国销量最高的英文报《星报》,在经过了年余的纠缠后,终于正式在报份最高的星期刊,于全国版第4版,刊登一则9X12.5公分的道歉启事,针对该报的不实报导,正式向我作出公开道歉。

该报是针对山竹园的吉隆坡国际牙科中心课题上影射我贪污,并在我要求针对这种人格侮辱而道歉不果后,唯有入禀法庭,讨回清白。

这是第一次,这家英文报公开向一位民主行动党领袖道歉,说明了他们不得不承认,他们的市场(读者)本身也支持民主行动党及民联,若持续如斯下去,迟早影响自身的销量。

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,媒体因错误报导,而对相关人士作出道歉,是很正常的。这在欧美等先进国常常发生。只是马来西亚国情不同,所以这个道歉,需要耗时这么久才说出口。

新闻自由可贵的地方在于它能包容错误,因为它知道媒体也会偶尔犯错,所以它強调“让对方回应“的权利,以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不被剥夺。

只是,有些主流媒体在形式上提供回应空间给当事人,但到最后,却沒有毫无保留地把一切据实报导。作为聪明的阅听人,不能对主流媒体的报导照单全收。

比如说,在财政预算案、国家经济报告书出炉、敦林良实案下判、15岁少女遭网友杀害及疯汉杀死2人等需跟进的大新闻涌现、版位不足的那一天,我何其有幸,占了主流媒体全国版相当大的版幅。报导称一区部的马青团长拍到我的官车停放路旁的大新闻,也当然引述了其谈话。

这些新闻,从来不会报导说车内其实是有人的,万一挡到其他车辆,司机是可以随时调走车子;新闻更不会报导说,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双黄线,不是非法停车。只一句“又违规”,就报导了他想报导的事情。

在我连番接获多次人身安全恐吓,加上警方从未找出涉案者的情况下,官车必然需依保安规则,在距离我不太远的地方等候,不管国阵民联的官车,都依循此例。

新闻见报后,我知道,是我们民联好欺负,所以只有我的官车“中招”,其他大官或主流媒体不敢欺负(掌握媒体生死大权)的高官,即使是胡乱泊满整条街,也“问题不大,不值得报导”。

新闻引述的,是马青区团团长在面子书揭发的事情。若类似的内容可作为“新闻来源”,为何数年前,民联公正党全国中委兼候选人在面子书揭发有高官夫人出国,花费巨额购买戒子和名牌包包,或涉嫌滥用人民公款的“消息”,却不见主流媒体以同样的篇幅报导呢?他们连报导都不敢呢。

同样的,有自诩中立的主流媒体在报章显著版位,刊登了诺丁汉大学与独立新闻中心针对大马媒体在第13届大选期间(从4月7日至5月7日)展开的“评估大马媒体对政治的偏见”研究报告,说明该主流媒体的大选新闻最全面,新闻覆盖率也是相对平等,给予民联的新闻覆盖率占总新闻量的50.54%,稍高于国阵的47.53%。

事实上,同一份报告中,也有说明,有关主流媒体在这期间,对国阵的正面报导较民联多,国阵共获得70.62%的正面报导,而民联的被攻击报导共有69.12%。意思是:民联在有关主流媒体中见报的新闻,多属负面新闻,国阵的,多是正面报导。也即使说:再多的新闻覆盖率,可是都是负面的,算公平吗?

这些,都是主流媒体不会想让你知道的真相,当然也不会去报导了。

我相信,以今时今日网络的发达,读者也不是愚蠢的。聪明的读者会自己在新闻中找出被遗漏的真相,包括主流媒体不会告诉你的事。

自由与事实

上任首席部长后,除了公务、投诉之外,常面对各种奇怪的事,如:冒充国际媒体借访问来讨广告费,这都被办公室的助理识破。

最近我更见识了国内主流媒体的霸道。一家私营电视台的财经编辑通过一名国会议员,联系上首长办公室,说有意就一周前签署协议书的63亿令吉“两岸三通一个槟城”海底隧道及道路工程,与我做一个深入的专访。

我们安排时间,访问地点在槟城。此君以“国内主流媒体对民联槟州政府从未有任何正面报导”为由,要求州政府支付该团队从首都到槟专访的交通及酒店住宿费,理由:“此专访会出很大,对你们(槟民联)很正面”。

这让我助理傻了眼。明明是你提出访问要求,却要州政府承担你的公务开支?开条件开得这般堂而皇之,这不叫专访而是变相勒索,说得更白,就是以国阵的传统方式要胁你付钱,以确保你的专访是“正面”的。

不用说,这个专访告吹了。

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。正当槟城要迈向国际城市、马来西亚要达到2020年宏愿的当儿,各领域包括媒体也需有国际水准。媒体在要求专访时有如斯的“特别要求”,一些媒体把自己当成不会犯错的机构,即使错了也不会承认,持着“新闻自由”的免死金字招牌逍遥过市。

比如:一媒体曾报导州政府工程没公开招标,我们提出一切证据后– 他们当一切没发生过,也不刊登澄清说明。为表清白,我只有提出法律诉讼,可是媒体却搬出“钳制新闻自由”的招牌来,媒体人个个人云亦云,却没有人去搞清楚事件的真正来胧去脉。新闻自由的金牌,可以允许你讲骗话、做不道义的事吗?

州政府与中国公司签署价值63亿的协议书,新闻篇幅都不比只有其10%银额的计划来得大。同样的,民联州年年制度化拨款给华校及拨地给需扩建的学校,版位也不比国阵州偶尔施点小恩小惠来得大。尽管版位再小,但我们接受,也尊重媒体,毕竟这是事实报导,我们不能接受的,是以谎言来做新闻。

比如,槟政府要求联邦加强公共交通不得要领后,我们开始策划兴建基础建设。我们逐一向媒体公布这过程,可是有媒体不理权限在谁,选择谴责州政府没以公共交通为优先。有基本常识的人都懂,公交是联邦而非州政府权限,某些媒体工作者怎能当作不懂,然后借此攻击州政府呢?

另一例子: 内长阿末扎希在马六甲口出狂言要封报馆,除了当今大马之外,其他主流媒体只字不提。若是换作是民联领袖说,报导篇幅可用“铺天盖地”来形容。这,就是媒体对国阵和民联的截然不同态度。

两度落选的槟州国阵领袖涂仲仪医生之前透过媒体,指我与一名前州议员郭庭源是亲戚关系,所以后者抄前朝议员的州议会问题后,没面对处分。在证明了我俩并无亲戚关系后,大家(包括媒体)不当一回事,连向他追究的跟进新闻也免。

一名普通的国阵领袖在胡言乱语后,竟然连被媒体跟进的责任都不必负,那,有官位的国阵领袖,岂非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被问责?

要达到国际水准,媒体需遵从新闻自由的原则。第一,需给予同等的回应权(同样的版幅)来澄清。主流媒体中,中文报虽未十全十美,但起码有尝试提供回应权及跟进报导。第二,言论是自由的,而事实是不可侵犯的(opinion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)。若不慎犯错应承认及道歉。在蒙受不实报导困扰、媒体又不澄清时,我们只能起诉胡乱报导的媒体来自卫,却被一众媒体人标签为干预新闻自由,而那些动不动要关报馆的人,却不见得遭受此等谴责。

这是我国的政治现实。但我坚信,言论是自由的,事实是不可侵犯的。

客家土楼

随着英文《星报》于9月杪一则报导,指槟城客属公会将在风景绮丽、客家人聚集的浮罗山背建设一个客家土楼后,我陆续接到许多客家人针对此计划的期待。

首先是柔佛再也州议员廖彩彤。也是客家妹的她,听闻土楼计划后向我求证,还说要在附近买一间屋子,往后可以随时来度假。

上周我到彭亨的广西村出席活动时,当地人也一直追问客家土楼的详情。看来,我吸引了英国著名大学Hull 来槟—一所我国政府奖金学保送学生去念法律、会计、物流及工程系的大学,也引不起坊间这么大的兴趣。

客家土楼这项“计划”,是2009年由槟州客属公会提呈备忘录,要求州政府拨地兴建的。当时我们无法接纳此建议,因为州政府认为:若要拨地,理应以教育为优先,特别是州内爆满的华小及等待迁校的国民型中学。

另一考量是:今天若州政府批了给客家公会,明天广东、福建、海南都要求一片地皮时,州政府可没这么多地皮来应对。

2008年槟城乔治市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城,全城顿时陷入一片“文化遗产潮”。也正因此,在中国南方具有独特风味的客家土楼,才引起本地客属公会的兴趣,萌起也要在槟城建一个客家土楼的意愿。

这4年多来,我也透过媒体的报导,看到许多古迹保育份子就这方面的看法。我绝对认同他们的观点,即:文化遗产和古迹,须要有历史背景作为基础。乔治市之所以独特,是因为它独有的各族文化融合加上殖民建筑风彩,这是经历时代后留下的精华,而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人为价值。

同样的,我不认同将一个原属中国的土楼,移植(或复制)到马来西亚,然后硬生生将之列为我们的古迹卖点。这不叫古迹,这是制造文物。不过,在也是客家人的曹观友行政议员斡旋下,客属公会退而求其次,无需政府拨地,找来私人地,仅要求州政府批准更改土地用途,从“无建筑”及山地农作地,改为“建筑”及旅游用途,以兴建客家土楼之用。

考虑到需尊重客家公会的意愿,以及浮罗山背除了作为高等教育中心之外,的确需要更多旅游卖点来发展,州政府批准了土地用途转换的申请—唯,条件是必需如客家公会所称:建客家土楼。虽然这有违古迹本意,但看在土楼兴建地点并不在古迹核心或缓冲区,而是偏远的郊区,理应不会引起混淆,加上有益发展旅游业,就没有强烈反对的理由。

这是一项完全没有涉及公款的计划,全由私人界出资,兴建包括土楼及度假村、酒店等旅游设施,州政府仅负责依条规批准各图测及土地用途等程序。

然而,在上周见报的客家土楼构想图中,我却惊讶地发现:这根本就是一个现代化、以玻璃为主的建筑物,而不是什么土楼!我于是派了负责文化及艺术的执行员李耀祥向客家公会了解。

该会负责人表示,由于有关媒体自行上网搜查照片然后刊登,因此有关构想图(也即是见报的现代化建筑)并不是将在浮罗建的土楼。他们已请了新加坡著名的绘测师,会依中国南方土楼的格式,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客家土楼。

我吩咐助理交代该会:州政府之所以批准土地用途的转换,是因为客属公会要建土楼,以带动旅游业。若图测呈交或建筑兴建过程内并无包括土楼的话,作为槟州土地委员会主席的我,有绝对的权力收回这项“更改土地用途”的批准。

我们乐见私人界或社团有意为旅游作出贡献,在期待土楼建成的同时,我们也绝对不容发展商借各种名堂获得政府批准后,却冒出与献议截然不同的结局。

生病日记

今年马来西亚日,是我当首长以来,病得最糟糕的一次。

工作特别多吗?作为州领袖兼党领袖,我的时间表几时都一样满,但病魔却在中秋找上门。

914难得有上午空档,于是约了植物园顾问史图沃到植物园巡视,顺道晨运。

当晚我奔走于威省汽车城的车展及升旗山山顶的中秋晚会,一切安好。直至周日,我从柔佛返槟,出席槟州政府在大山脚举行的州级中秋晚会时,开始感觉有点发烧。

既然答应出席,又是州级活动,我不能贸然缺席。当然,我相信我顶得住,更在节目结束后,大胆抱病跑场,赶往垄尾区州议员杨顺兴的中秋晚会。

万万没想到病情会恶化得这么快。周日晚整晚发冷,盖了好几层的被、连风扇都没开,一旁的太太热得满头大汗,我却冷到发抖。

感觉不妙,隔天一早先到医院抽血检验。过后出席北海新芭底东海宫的动土礼,陪同出席的助理汇婷已发现我的不妥,但那是选区的神庙,人家连吉时都已选定,怎样也得撑下去。

然后,我再赶场主持移交抚恤金仪式,颁发给早前在巫统旗下子公司矿湖溺毙的巫裔孩子的家属。我们聆听他们对该公司的不满(因为该公司在悲剧发生后不理不睬);威省市政局也在事发后,对该公司的计划发出停工令。

中午,我赶到怡保,除了出席可敏同志的社区中心开幕,我也计划在同志安排下会见数名潜在投资者。其中一名是霹雳州养殖鱼业的业者,另一名则是码头及造船业业者。这两个领域,也是槟城自民联执政以来获得突破性蓬勃发展的领域。

单是养殖鱼业,民联执政后,共批了303张执照,让槟城成为继柔佛之后,国内第二大养殖鱼产出产地。在这之前,执照需透过中间人取得。州政府认为:海洋这么大,若是业者擅自养鱼,政府也没有能力采取行动,不如简化申请程序,让合法商家堂堂正正申请执照,政府可赚取执照费,业者有钱赚,何乐而不为?

可是人算不如天算, 在往怡保的路上,医生致电,通知我说检血报告出了,证实细菌感染,若是发烧没有好转,就得乖乖入院吊点滴,否则病情加剧,手尾可长了。

在车内穿着大衣发冷的我,虽然觉得病魔来袭,但理应还能撑多一个会面。在古拉律师楼讨论行动党法律问题时,也是专科医生的再也巴兰见我脸色苍白,坚持逼我进院(真的谢谢贵人,否则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就遭了)。

司机把我送到怡保班台医院吊点滴,取消两个会面,但为不让支持者失望,我一出院就往可敏的节目跑。当天,我也知悉,在威省高巴三万有活动的公正党领袖安华,其实和我同病相怜,但政治活动需要领袖撑场,是身在政治圈中无法逃离的现实。我们唯有相隔两地,抱恙“上阵”。

我入院的消息一传开,助理的手机也响个不停。谢谢所有关心我病情的媒体及领袖。回槟再往医院跑,做另一个彻底检查,再继续吊点滴。

这一刻,手上插满了管子,只有一只手可以自由活动。拼命联系同事,安排晚上节目的代表(包括林秀琴州议员的中秋节及州级马来西亚日庆典),以及重新安排隔天的活动及会议。

这几天,槟城的媒体因没有我的节目而感到纳闷(当然,病人怎能出席节目?都取消了),但许多一早定下的会议,尤其是有外坡出席者时,我就医院 会议两头跑,时间一到,拆下管子奔往28楼开会,会议一完,乖乖听医生的话,赶回医院吊点滴,直到医生批准回家为止。

此次卧病在床,才发现:生病真的惨过一切,什么都不能做。看来,我必需承认自己不再年轻、必需认真看待医生的劝告,在百忙中抽时间运动,以不辜负人民的期待。顾好自己的健康,才能展开更多惠民政策。

跑制度,要监督

常在发表演说时,我爱引述一句话:“若政府是愚蠢的,拥有聪明的人才也没用,因为所有的聪明人也会被笨政府赶走”。

要达到国际城市的目标,我们不能单靠聪明的人民,各机构都要聪明,包括政府机构、公民社会及私人界。

一向来,外资对槟城的印象是很专业的,这与主流媒体报导的完全不同。他们作出的分析基础,从来不靠主流媒体,而是源自于他们取得的资料,或从中立机构取得的情报。

他们决定注资的过程,都着重于一个政府能否信任、能不能够交货。外资要的,是“最佳的治理、最少的干涉”(Maximum governance, minimum government)– 也即是政府莫跟私人界“抢生意”。我时常说的“一个政府的主要生意,就是远离生意”,完全符合他们的心愿。

外资从不相信甜言蜜语,他们只相信事实和数字。他们不要只会天花乱坠的吹蛇卖艺佬,反之他们要的是手持滑鼠真正在做工的人(Not snake-charmers but mouse-charmers )。

滑鼠上一个轻轻的点击,随时是塑造社会希望的关键。要改造一个州属,首先需要从改造公务员做起,才能达到国际水准。

这5年来,我们在改造公务员时,认为制度是最重要的,也即是1)人;2)系统;3)科技;以三合一来执行任务。除了要找对的人,也要让这个人做对的工,而沿用的制度也必需有效率及效能,再结合最新的科技,就锦上添花。

记得在第一届时,我常常与各部门主任开会,确保州政府的指示获得全面传达。原以为第二届了,制度已经“成形”了,就在上周,刚好需会见数名主任,就索性召开类似的部门主管会议,才发现,我们依然必需时时监督,以免执行的人,不慎“出轨”。

类似的事件,最近发生了好几宗。第一宗是曹观友行政议员明明发信要两个地方政府“劝告”戏院莫上影《王者之风》,结果发出的信函却成了“指示”,搞到第二天需要补发公函纠正州政府的真正意思。

第二宗则是市局对坍塌的二桥发出停工令后,却在未知会州政府、行政议员及首长,并在未通过各项报告的情况下,自行发出复工令。

第三则是增购闭路电视及巨型机械事件,说好今年内添购,却变成后年才买,届时缺乏机械的部门,要如何良好运作?于是,透过类似与主任级的会议,我们“挽救”这些决定。但不是每项失误都来得及被纠正– 就如已发出的复工令,总不能就这样任意收回。

最糟糕的是,有时非常重要的事项也会不慎在会议记录的“讨论事项”内被删掉。查询后证实,原来是官员忘了加进去,而不是刻意删除。若少了关心的步骤,许多事情真的在神不知鬼不觉下就走调,或是乖离政府的原意。

这些事件告诉我们:要达到国际水准,有了制度还是不够的,我们须结合人、系统及科技三管齐下。毕竟人是血肉之躯,是需要去监督的,虽然一届之后,我们成功定下“跑制度”的模式,但也不能忽略“要监督”的环节,往后,除了心血来潮随时召开部门主任会议外,看来,更需要不时突击检查各部门,确保一切符合政府的大方向。

做回政府的本份

出席槟州发展机构(PDC)开斋节开放日时,总经理拿督罗斯里称:近期国库控股奉命到全国各州,针对州政府旗下经济及发展机构展开调查,以检视这些机构的表现、动向及未来,研究这些经济机构,能否继续为国家扮演角色。

罗斯里说,过去5年他对我时常说的名句倒背如流,于是在调查员到访稽查之际,说“一个政府的主要生意,就是远离生意”(The business of a Government is to stay away from business)。对方回应:这与其他发展机构所说的南辕北徹,哪有不做生意的发展机构?

尽管再赚钱的生意,落到政府手里,最后肯定亏大本。主因有几项。首先,公务员没有赚钱的头脑。第二,哪里有人愿意为政府去拼老命赚钱,赚再多也不是你的,亏了钱也不用背债,即使官员廉洁,谁会用心“替政府赚钱”呢?

最糟糕的局面就是政府的生意被趁火打劫、中饱私囊、黑箱作业,结果亏钱的黑洞越来越深。与其坐拥产业、基设,自己做又亏大钱,为何不将之脱手,或出租、或出售,稳赚租金总比因亏钱而坐食山空好吧?

于是,槟州政府干脆不做生意,先把亏钱的养殖鱼生意卖掉,再透过公开招标将地段出租,增加收入。然后,连年亏损的高尔夫球生意,由一批连高球都不会打的公务员管理,怎能赚钱?于是公开招标让出管理权。

政府为什么要与私人界抢生意呢?政府应该做的,是管理、监督、展开社会计划、打造工业地,刺激工业发展、启迪民智,兴建平民屋等。论生意,政府岂是私人界的对手?最离谱的是,过去不熟的领域,政府竟然可以屈身为小股东(也就是没有话事权),要做生意,起码也要持股51%做大股东啊。

在一些较成功的国家,政府不只没做生意,还在当地商家面对经济危机时,拯救国内企业免于倒闭。可是我们的国家很奇怪。就以之前槟城市政局公开招标出售基设为例,说明只有槟岛人可能竞标,威省人也无权,让人纳闷。

若是政府工程,为照顾当地(特别是乡区)企业家,我勉强能接受这附加条件,但,在政府要拿到最高额的出租/出售率时,怎能有槟岛和威省区域之分呢?一个槟城,实在不需要有太多山头主义。

过去5年,我发现政府浪费太多时间做不知所谓的生意。只懂吃鱼却要学人投资养鱼、捕鱼业;身为政府却涉足须请外劳的棕油种植业;也学人种榴梿、办学院,甚至把工业学院开到外州去。这些“政府的生意”,唯一共同点是:无一赚钱。5年来,我们陆续脱手与州政府“正业”无关的业务(或生意),目前就只剩下一间即将脱手、根本无法跟大酒店集团比的酒店。

当一个政府不去做好政府应有的本份(管理州属和监督),却插手生意这块无法赚钱的投资时,你就知道,太多资源浪费在不对的地方了。只有把手头上从来就未曾精通过的生意放掉,一个政府才能回归政府的本份,做管理、做监督,而不是沦为商场上的败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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