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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远有下一个任务

民联执政改朝换代的槟城已有近6年。过去的4年多,每隔两个星期,我都会在《槟城在望》一栏,分享我身为首长,执政槟州的点滴。 

这当中,有施政的理念,执行的方针、州政府的方向,当然也包括了执行上面对的障碍,透过一些简单易懂的真实个案,读者皆能够一窥我的团队在民联执政的槟州,一步一脚印地交出成绩。

有时出席活动时,社团人士或人民对着我说起我专栏内容里的故事,仿佛这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商会领导人在偶遇时,甚至提起很久之前我曾在专栏提过的个案,大家对栏中文章的印象,是让我坚持在百忙中抽时间,费尽心思,在琐碎又繁忙的公务上,构想内容的动力。

曾经有海外驻办到访时,也提及他们办事处都有透过这个窗口,了解槟州政府的动向。

4年多来,陈述的内容,大致上离不开州政府的“主干理念”(Core ideology— 比如制度化政策(包括制度化拨款给华校、乐龄回馈金等福利政策)、州政府工程公开招标的好处及肃贪的决心。

我选择用《槟城在望》作栏名,是希望民联执政后的槟城,是一个能够给予人民希望的国际城市。我们要把绝望变成希望,我们要从无到有,就像槟城的主题公园一样。2008年之前,槟城一个主题公园都没有。今天,我们从零到两个主题公园,政府部门的效率,让主题公园得以在短时间内设立。

6年来,我一直强调人才的重要性。拉拢人才已是全球化的艰难任务。找人才从来就不容易,我希望可以像我施政槟城一样,制度化地招揽人才,给最好的人奖学金。回国后为政府服务。可是这却是在联邦政府的权限,加上公务员薪金制度的大障碍,要私人界人才到公务员体系,往往人才得先牺牲薪酬减半的代价,叫人如何开口啊。

我虽为一州之长,在挖人才方面,顶多能够拉拢那一两位,无法制度化(因决定权在公共服务局),也是我截至目前为止,最大的遗憾。

我常常说,“好人不做正事,坏人永远当道”,指的正是肃贪。肃贪不仅要以身作则,还要做出来,自己廉洁并不足够,还必需确保身边的每一个人、整个团队都是廉洁的,被抓到有贪污成份者,应该“斩”就要狠狠“斩”,才能肃贪有力。

一名议员,最近传给我他在面子书(Facebook)看到的文章。是一名马来青年,数月前在梳邦机场遇到我合照后写下的。

他道出他在廉价机场遇到Uncle Chinese,没有保镖随行、手中拿着的是跟他一模一样的机票,在一众乘客队伍中等候上机。他说很感动,身为首长却愿意和众人一起等。要是国家所有领袖都一样节俭地使用人民的纳税线,可有多好啊,可是,现在管理国家的人,贪污、黑钱外流、样样涨价等,让人摇头。

我们一向以为华人痛恨贪污,原来,马来人也如斯憎恨贪污腐败。

我万万没想过,我借身体力行展示给官员看:首长说节俭不是讲,而是做出来,让官员身感压力,从而在花人民的钱时,会再三思考,却会在机缘巧合下,让一个百姓有此等的感触。这也相对地对掌握国家资源的政权,有了相比的对象。

对我而言,这不算一个成就,这只不过是政府的本份— 至少给人民机会选择他们要怎样的政府。做了主题公园、做了第一个无免费塑料袋的州属,槟城人要的,还不只这些呢。现在有人要求了:“首长啊,你能不能把享誉国际的家具店 IKEA带来槟城,带动一下啊?”

槟城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地方,既有人情味,可是人民的要求一点也不低,这是我们改朝换代成功的主因,也是我必需完成的任务之一。接下来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个接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吧!

 

要监督,请专业

林冠英

在专栏见报的两天前,槟房地产商公会召开记者会,发表了对州内房产的展望,当然也对州政府宣布的新房屋政策发表意见。

未翻晚报前,我就接到发言代表的急电,表明他洋洋洒洒说了影响房价的各大因素,包括地价(20%)、建筑原料价格(60%)、政府费用(12-15%)及其他(8-10%)如劳工短缺、消费税、产业盈利税、国家银行条例等因素,但被断章取义,报导只突出槟政府征高费导致房产价高涨一例。他说:“看来他们要对付的是我,不是你!”

是的,媒体只会报导他们想要报导的事,所以选择突出发展商骂民联政府的内容,让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,认为今天槟城楼价高涨,都是槟政府征费所引发的。现在,发展商也体会了被选择性报导的感受。

习惯扭曲报导的《新海峡时报》不说,现在连其中两家中文报,也以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作报导,而事实上,这并不是槟州楼价高飙的主因啊。

过去,媒体抨击州政府没管好房价,导致州内楼价飙升得离谱。这些忠言,我们都听进了,于是在2014财政预算案,配合首相纳吉,推出了一系列打房政策,引起业者不满。

当时要州政府“管好”楼价的记者,这时不只保持沉默,一些还联同发展商来抨击政府(只有槟城被骂,纳吉是“安全”的),更有受访者透过第三者转告:他的言论被媒体扭曲,他没说过州政府此举乃惩罚州民。更有正直的记者看不过眼,在面子书谴责同行“担心发展商少赚几个钱”不顾公众利益本末倒置。

有时,同一句话、同一个意思,由我口中说出,和与其他人口中说出,媒体间的反应也有极大的落差。

槟城州选后,我发文告指有媒体就“天兵派本土派”大作文章的当儿,本身其实已混淆了他们眼中的天兵和本土派。被他们标签为本土派的党员,选输了就变成天兵,或反之。我透过文告点出这逻辑的问题,被炮轰成我不允许别人批评行动党有派系,却丝毫不提主题(即媒体自身的矛盾)。

同样的,上周日,选区党同志为我在升旗山顶庆生,州主席曹观友连唱6首歌助兴(原来他唱歌挺不错)。他向我透露,州选后有记者对他说,“你(曹氏)进去(州选前)时是本土,出来(复选后)却是天兵了”。他在选后也对媒体说:成绩证明:行动党并无你们(媒体)所说的有本土和天兵派啊。

我不只一次提起媒体间“民联好欺负”之风。同是调薪,砂州资源丰富、人民穷苦,议员调薪300%,不见有媒体特写式报导;民联执政的州属因理财得当年年有盈余而调薪,就成了千古罪人般被质问,连自诩中立的媒体,在处理调薪课题也如此厚此薄彼,“照顾”国阵州的“感受”。

大选期间,一家本地中文报,报导首长的新闻篇幅,远远比不上那位被该报刻意美化到处派钱的破产奸商。

我们分得很清楚,有些媒体有国阵背景,但当中也有专业的记者;有些媒体尝试中立,但其记者群中也有国阵的枪手。遗憾的是,为何当我们指出媒体的错误要求纠正时,却被当成是媒体的共同仇人。

你们说,你对记者的要求这么高,却没有同等对待你撒谎的党员。我说,党员错了不改,自然不成气候也无法更上一层楼;而媒体不同,你们掌握了监督的第四权,我们的高要求,是希望你们监督时更专业。

让我对媒体专业失去信心的,是槟州3大中文媒体组织,在505大选期间的非常时刻,毫不避嫌地公然接领由亲国阵一马NGO发出的各5万大元“慈善基金”,然后就不了了之。

你们监督政府,你们批评政府,我们接受,同样的,掌握第四权的媒体,难道就不需要接受人民的检视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