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远有下一个任务

民联执政改朝换代的槟城已有近6年。过去的4年多，每隔两个星期，我都会在《槟城在望》一栏，分享我身为首长，执政槟州的点滴。 

这当中，有施政的理念，执行的方针、州政府的方向，当然也包括了执行上面对的障碍，透过一些简单易懂的真实个案，读者皆能够一窥我的团队在民联执政的槟州，一步一脚印地交出成绩。

有时出席活动时，社团人士或人民对着我说起我专栏内容里的故事，仿佛这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商会领导人在偶遇时，甚至提起很久之前我曾在专栏提过的个案，大家对栏中文章的印象，是让我坚持在百忙中抽时间，费尽心思，在琐碎又繁忙的公务上，构想内容的动力。

曾经有海外驻办到访时，也提及他们办事处都有透过这个窗口，了解槟州政府的动向。

4年多来，陈述的内容，大致上离不开州政府的“主干理念”（Core ideology）— 比如制度化政策（包括制度化拨款给华校、乐龄回馈金等福利政策）、州政府工程公开招标的好处及肃贪的决心。

我选择用《槟城在望》作栏名，是希望民联执政后的槟城，是一个能够给予人民希望的国际城市。我们要把绝望变成希望，我们要从无到有，就像槟城的主题公园一样。2008年之前，槟城一个主题公园都没有。今天，我们从零到两个主题公园，政府部门的效率，让主题公园得以在短时间内设立。

这6年来，我一直强调人才的重要性。拉拢人才已是全球化的艰难任务。找人才从来就不容易，我希望可以像我施政槟城一样，制度化地招揽人才，给最好的人奖学金。回国后为政府服务。可是这却是在联邦政府的权限，加上公务员薪金制度的大障碍，要私人界人才到公务员体系，往往人才得先牺牲薪酬减半的代价，叫人如何开口啊。

我虽为一州之长，在挖人才方面，顶多能够拉拢那一两位，无法制度化（因决定权在公共服务局），也是我截至目前为止，最大的遗憾。

我常常说，“好人不做正事，坏人永远当道”，指的正是肃贪。肃贪不仅要以身作则，还要做出来，自己廉洁并不足够，还必需确保身边的每一个人、整个团队都是廉洁的，被抓到有贪污成份者，应该“斩”就要狠狠“斩”，才能肃贪有力。

一名议员，最近传给我他在面子书（Facebook）看到的文章。是一名马来青年，数月前在梳邦机场遇到我合照后写下的。

他道出他在廉价机场遇到Uncle Chinese，没有保镖随行、手中拿着的是跟他一模一样的机票，在一众乘客队伍中等候上机。他说很感动，身为首长却愿意和众人一起等。要是国家所有领袖都一样节俭地使用人民的纳税线，可有多好啊，可是，现在管理国家的人，贪污、黑钱外流、样样涨价等，让人摇头。

我们一向以为华人痛恨贪污，原来，马来人也如斯憎恨贪污腐败。

我万万没想过，我借身体力行展示给官员看：首长说节俭不是讲，而是做出来，让官员身感压力，从而在花人民的钱时，会再三思考，却会在机缘巧合下，让一个百姓有此等的感触。这也相对地对掌握国家资源的政权，有了相比的对象。

对我而言，这不算一个成就，这只不过是政府的本份— 至少给人民机会选择他们要怎样的政府。做了主题公园、做了第一个无免费塑料袋的州属，槟城人要的，还不只这些呢。现在有人要求了：“首长啊，你能不能把享誉国际的家具店 IKEA带来槟城，带动一下啊？”

槟城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地方，既有人情味，可是人民的要求一点也不低，这是我们改朝换代成功的主因，也是我必需完成的任务之一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个接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吧！

 

要监督，请专业

林冠英

在专栏见报的两天前，槟房地产商公会召开记者会，发表了对州内房产的展望，当然也对州政府宣布的新房屋政策发表意见。

未翻晚报前，我就接到发言代表的急电，表明他洋洋洒洒说了影响房价的各大因素，包括地价（20%）、建筑原料价格（60%）、政府费用（12-15%）及其他（8-10%）如劳工短缺、消费税、产业盈利税、国家银行条例等因素，但被断章取义，报导只突出槟政府征高费导致房产价高涨一例。他说：“看来他们要对付的是我，不是你！”

是的，媒体只会报导他们想要报导的事，所以选择突出发展商骂民联政府的内容，让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，认为今天槟城楼价高涨，都是槟政府征费所引发的。现在，发展商也体会了被选择性报导的感受。

习惯扭曲报导的《新海峡时报》不说，现在连其中两家中文报，也以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作报导，而事实上，这并不是槟州楼价高飙的主因啊。

过去，媒体抨击州政府没管好房价，导致州内楼价飙升得离谱。这些忠言，我们都听进了，于是在2014财政预算案，配合首相纳吉，推出了一系列打房政策，引起业者不满。

当时要州政府“管好”楼价的记者，这时不只保持沉默，一些还联同发展商来抨击政府（只有槟城被骂，纳吉是“安全”的），更有受访者透过第三者转告：他的言论被媒体扭曲，他没说过州政府此举乃惩罚州民。更有正直的记者看不过眼，在面子书谴责同行“担心发展商少赚几个钱”不顾公众利益本末倒置。

有时，同一句话、同一个意思，由我口中说出，和与其他人口中说出，媒体间的反应也有极大的落差。

槟城州选后，我发文告指有媒体就“天兵派本土派”大作文章的当儿，本身其实已混淆了他们眼中的天兵和本土派。被他们标签为本土派的党员，选输了就变成天兵，或反之。我透过文告点出这逻辑的问题，被炮轰成我不允许别人批评行动党有派系，却丝毫不提主题（即媒体自身的矛盾）。

同样的，上周日，选区党同志为我在升旗山顶庆生，州主席曹观友连唱6首歌助兴（原来他唱歌挺不错）。他向我透露，州选后有记者对他说，“你（曹氏）进去（州选前）时是本土，出来（复选后）却是天兵了”。他在选后也对媒体说：成绩证明：行动党并无你们（媒体）所说的有本土和天兵派啊。

我不只一次提起媒体间“民联好欺负”之风。同是调薪，砂州资源丰富、人民穷苦，议员调薪300%，不见有媒体特写式报导；民联执政的州属因理财得当年年有盈余而调薪，就成了千古罪人般被质问，连自诩中立的媒体，在处理调薪课题也如此厚此薄彼，“照顾”国阵州的“感受”。

大选期间，一家本地中文报，报导首长的新闻篇幅，远远比不上那位被该报刻意美化到处派钱的破产奸商。

我们分得很清楚，有些媒体有国阵背景，但当中也有专业的记者；有些媒体尝试中立，但其记者群中也有国阵的枪手。遗憾的是，为何当我们指出媒体的错误要求纠正时，却被当成是媒体的共同仇人。

你们说，你对记者的要求这么高，却没有同等对待你撒谎的党员。我说，党员错了不改，自然不成气候也无法更上一层楼；而媒体不同，你们掌握了监督的第四权，我们的高要求，是希望你们监督时更专业。

让我对媒体专业失去信心的，是槟州3大中文媒体组织，在505大选期间的非常时刻，毫不避嫌地公然接领由亲国阵一马NGO发出的各5万大元“慈善基金”，然后就不了了之。

你们监督政府，你们批评政府，我们接受，同样的，掌握第四权的媒体，难道就不需要接受人民的检视了吗？

让年轻人有机会当老板

过去的年代，要当老板，只要随意找片地、搭个棚，非法开一间山寨厂，就可以白手起家开始当起老板。但，随着社会法规的普及化、商业竞争的剧烈，年轻人要白手起家做老板，再也不容易实现，大量的条规需要去遵守，这环境，让许多年轻人打退堂鼓。 

制造机会、提供环境给年轻人，是政府的任务之一。从2011年前开始，槟州民联政府就先行开设了中小型企业哺育中心，以低过市价近半的租金，让企业家开设办公室，租期只限3年，若创业不成，则需要把位子让给下一位符合资格的年轻企业家。 

然后，我们也开设了中小型企业村，让他们可以“开厂”、大量生产，籍此减轻企业家的创业负担，同时在各方面辅助各种政府相关的条规及资讯。 

槟城是马来西亚唯一为中小型企业展开哺育的州属，原以为我们是先驱，直到最近我到了台湾一趟，才惊觉人家栽培企业家计划，已不再是哺育（Incubator）阶段，反而已是“企业加速器”（Accelerator）的地步。 

不同于槟城的3年制，台湾的“企业加速器”，每个阶段只有半年期限，每次遴选25个企业一组，发展这批人的新概念、新想法，然后透过其他企业的注资、提供初创业者相关的科技支援与人力资源，立志让初办企业也能与国际竞争。 

更重要的是，台湾的企业加速器，秉持“英雄不问出处”的精神，不分国籍，甚至收揽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菲律宾华侨，只要你的概念够好、点子够创意，一律可被列为被重点“加速”上轨道的对象。 

整个企业人员都是年轻人，充满活力、动力，除了办公室以开放式办公，连桌面设计也是开放式，难怪能吸引这么多人才到来。 

槟城的中小企业哺育中心，采用的正是类似的概念，但我们用的是传统方式，为期3年，这也意味着，人家“企业加速”了很多批的初创企业，我们才成功哺育了一批。 

当我们以国家对国家作比较的时候，更让我冒冷汗。冒冷汗不是因为我们追不上，也不是我们做不来，而是我们想也不敢想，完全没有去做！ 

现在台湾的创业者都是在进行着平板电脑及智慧手机软体的开发，桌面电脑已属于过时的东西，笔记型电脑也在节节败退，他们了解到现在是行动吃遍天下的科技大趋势。中国有的是资金，可以拼命做硬体；台湾有的是人才，拼命开发软体（因为硬体建设已上轨道），而咱们的马来西亚，软硬体都没做，能不让人冒汗吗？ 

两周前我出席了Intellect 公司的宴会，这是一家负责知识产权注册的公司，其老板李金丰认为年轻人研发新事物，务必尽快注册版权，但先决条件是：我们有给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吗？ 

刚落幕的金马奖，来自我国的蔡明亮和杨雁雁，以及《爸妈不在家》的幕后工作人员夺下各大奖，说明了我国这么多人才，国家却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肯定。为表扬他们的贡献，政府应该立刻承认独中统考文凭，以免继续重演我国优秀人才到海外始能发光的历史。

在台湾遇到一名留学加拿大的大马人，选择在台湾留下，而还有千千万万个甚至你不能相信的众多马来西亚公民，留在台湾（看好，不是邻国新加坡，是4小时飞程的台湾）发展事业，这就是多么可怕的事。 

这次到台湾，较过去的行程低调，是因为发生台湾人在沙巴遇袭事件，为免招商之行被当地媒体知悉，转移了此行的焦点，才保持低调。为抓紧企业年杪规划新一年预算的时机，不得不赶上尾班机会。遇到的台商不免谈起此案，我都会逐一告诉他们，槟城与仙本那的距离（超过2000公里），甚至比台北与越南河内的距离（1630公里）更远呢。 

我们已流失了这么多人才，现在国家应该做的，是给年轻人一个能够做老板的环境。 

魔镜的走红

最近，除了因英国《卫报》将槟城的《姐弟共骑》列入世界15最佳壁画，让恩尼斯走红全球外，他在新山一幅被当局认为有损形象的《转角遇到匪》，再度引起媒体关注。

<!–more–>大家都知道恩尼斯因槟城的壁画走红。但更多人其实不知道，何以他会在槟城画画、为什么他被允许公然在古迹区涂鸦。

故事缘起于2011年。当时槟城州政府委托了Joe Sidek 担任《乔治市节庆》（George Town Festival）的总监。这是自乔治市成功入遗后，我们从2010年起，每年主办为时一个月的活动，以庆祝申遗成功，并让古城得以继续“活”起来。

在我们征求2012年度《乔治市节庆》节目建议书时，工委会接到恩尼斯的建议，以在市区6个角落，画上壁画，称为“乔治市魔镜系列”，不收专业费（当然，他那时尚未走红），只求补贴特制油漆的费用。

工委会顾虑到：节庆除了艺术表演，也应有节庆前的热身，欣然接受了这建议。

当然，故事并不像“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”这么简单。首先，工委需与恩尼斯一起物色地点，然后征得业主同意，有些作画地点，甚至需动用起重机把他载起来作画，这些锁碎的安排，都是主办单位与恩尼斯在默默完成。

第一幅画完成后的好几个月，坊间“完全没有动静”。工委紧张得很。花这么多功夫，却没引起注意，计划是否失败了呢？要怎样向州政府交代呢？

担忧才开始，冷汗还未抹干，《姐弟共骑》不知何故，无端端在网络上串红。民众创意地摆出各种姿势与魔镜合照，制造出不同效果，一股的壁画风潮就这样开始了，连带把2年前的《铁线艺术》也带红了。

艺术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红得不明不白。于是，恩尼斯接下来的壁画系列，都成了媒体追访的目标。当然，这也引起一些本地艺术工作者不满，认为本土艺术家没被“眷顾”，而在其中一幅壁画附近，画上了“本土艺术已死”的戏曲脸谱（保留迄今）。

我想说的是，恩尼斯并非州政府花费巨额请来作画的，而是他提呈了其他艺术家没有提呈的建议。我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不懂艺术。从节庆筹办的第一天起，我把节目自主权完全交给工委，要让恩尼斯画魔镜系列，是工委决定，我只能支持；魔镜走红，是工委的功劳，我们是沾了光。

工委反映，2014年建议书中，韩国就有超过10份建议书。工委说，我们预算不足，无法资助团员前来表演。对方说，不打紧，我们自费来，酒店机票我们自付，只盼表演团有缘参与《乔治市节庆》。

另一边厢，为鼓励本地创作走出槟城，走向国际，工委需派员物色、接洽及与本地具潜能又有兴趣参与的团体，让他们在节庆中亮相，打响知名度，费的时间、精神和钱财，比请外国团体来更多。然而，他们从不抱怨，因为他们身负栽培更多本地艺术家的任务。

恩尼斯因2012节庆走红，但2013节庆，他不再有份。今年主题是《百家被》及《秘密花园》计划。《秘密花园》是为古建筑的后巷，添加各类植物点缀，吸引人们重新关注这个长期被遗忘的空间。今年试行几个小区，反应不错，或会延至明年。

至于同属恩尼斯出品的《转角遇到匪》，在他乡蒙受不一样的遭遇，若要我以政治语言来评，我会说，“如果当地政府坚持把《转角遇到匪》清涂，我欢迎恩尼斯回到他走红的起点（槟城），画上一幅一模一样的壁画，等到有朝一日，民联执政柔佛之后，我们再把它‘搬回去’”。

不过，从艺术角度而言，每个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复制不得。若有天恩尼斯想把他曾在槟城遭攫夺的经验化为壁画，我们不会有异议，毕竟这可作警惕民众之用，诚如他所说的，艺术不会破坏一座城市的形象，但罪案会。

我们接受别人的批评，我或许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言论自由如此，艺术自由，更要如此。 

他不会告诉你的事

10月27日，全国销量最高的英文报《星报》，在经过了年余的纠缠后，终于正式在报份最高的星期刊，于全国版第4版，刊登一则9X12.5公分的道歉启事，针对该报的不实报导，正式向我作出公开道歉。

该报是针对山竹园的吉隆坡国际牙科中心课题上影射我贪污，并在我要求针对这种人格侮辱而道歉不果后，唯有入禀法庭，讨回清白。

这是第一次，这家英文报公开向一位民主行动党领袖道歉，说明了他们不得不承认，他们的市场（读者）本身也支持民主行动党及民联，若持续如斯下去，迟早影响自身的销量。

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，媒体因错误报导，而对相关人士作出道歉，是很正常的。这在欧美等先进国常常发生。只是马来西亚国情不同，所以这个道歉，需要耗时这么久才说出口。

新闻自由可贵的地方在于它能包容错误，因为它知道媒体也会偶尔犯错，所以它強调“让对方回应“的权利，以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不被剥夺。

只是，有些主流媒体在形式上提供回应空间给当事人，但到最后，却沒有毫无保留地把一切据实报导。作为聪明的阅听人，不能对主流媒体的报导照单全收。

比如说，在财政预算案、国家经济报告书出炉、敦林良实案下判、15岁少女遭网友杀害及疯汉杀死2人等需跟进的大新闻涌现、版位不足的那一天，我何其有幸，占了主流媒体全国版相当大的版幅。报导称一区部的马青团长拍到我的官车停放路旁的大新闻，也当然引述了其谈话。

这些新闻，从来不会报导说车内其实是有人的，万一挡到其他车辆，司机是可以随时调走车子；新闻更不会报导说，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双黄线，不是非法停车。只一句“又违规”，就报导了他想报导的事情。

在我连番接获多次人身安全恐吓，加上警方从未找出涉案者的情况下，官车必然需依保安规则，在距离我不太远的地方等候，不管国阵民联的官车，都依循此例。

新闻见报后，我知道，是我们民联好欺负，所以只有我的官车“中招”，其他大官或主流媒体不敢欺负（掌握媒体生死大权）的高官，即使是胡乱泊满整条街，也“问题不大，不值得报导”。

新闻引述的，是马青区团团长在面子书揭发的事情。若类似的内容可作为“新闻来源”，为何数年前，民联公正党全国中委兼候选人在面子书揭发有高官夫人出国，花费巨额购买戒子和名牌包包，或涉嫌滥用人民公款的“消息”，却不见主流媒体以同样的篇幅报导呢？他们连报导都不敢呢。

同样的，有自诩中立的主流媒体在报章显著版位，刊登了诺丁汉大学与独立新闻中心针对大马媒体在第13届大选期间（从4月7日至5月7日）展开的“评估大马媒体对政治的偏见”研究报告，说明该主流媒体的大选新闻最全面，新闻覆盖率也是相对平等，给予民联的新闻覆盖率占总新闻量的50.54%，稍高于国阵的47.53%。

事实上，同一份报告中，也有说明，有关主流媒体在这期间，对国阵的正面报导较民联多，国阵共获得70.62%的正面报导，而民联的被攻击报导共有69.12%。意思是：民联在有关主流媒体中见报的新闻，多属负面新闻，国阵的，多是正面报导。也即使说：再多的新闻覆盖率，可是都是负面的，算公平吗？

这些，都是主流媒体不会想让你知道的真相，当然也不会去报导了。

我相信，以今时今日网络的发达，读者也不是愚蠢的。聪明的读者会自己在新闻中找出被遗漏的真相，包括主流媒体不会告诉你的事。

自由与事实

上任首席部长后，除了公务、投诉之外，常面对各种奇怪的事，如：冒充国际媒体借访问来讨广告费，这都被办公室的助理识破。

最近我更见识了国内主流媒体的霸道。一家私营电视台的财经编辑通过一名国会议员，联系上首长办公室，说有意就一周前签署协议书的63亿令吉“两岸三通一个槟城”海底隧道及道路工程，与我做一个深入的专访。

我们安排时间，访问地点在槟城。此君以“国内主流媒体对民联槟州政府从未有任何正面报导”为由，要求州政府支付该团队从首都到槟专访的交通及酒店住宿费，理由：“此专访会出很大，对你们（槟民联）很正面”。

这让我助理傻了眼。明明是你提出访问要求，却要州政府承担你的公务开支？开条件开得这般堂而皇之，这不叫专访而是变相勒索，说得更白，就是以国阵的传统方式要胁你付钱，以确保你的专访是“正面”的。

不用说，这个专访告吹了。

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。正当槟城要迈向国际城市、马来西亚要达到2020年宏愿的当儿，各领域包括媒体也需有国际水准。媒体在要求专访时有如斯的“特别要求”，一些媒体把自己当成不会犯错的机构，即使错了也不会承认，持着“新闻自由”的免死金字招牌逍遥过市。

比如：一媒体曾报导州政府工程没公开招标，我们提出一切证据后– 他们当一切没发生过，也不刊登澄清说明。为表清白，我只有提出法律诉讼，可是媒体却搬出“钳制新闻自由”的招牌来，媒体人个个人云亦云，却没有人去搞清楚事件的真正来胧去脉。新闻自由的金牌，可以允许你讲骗话、做不道义的事吗？

州政府与中国公司签署价值63亿的协议书，新闻篇幅都不比只有其10%银额的计划来得大。同样的，民联州年年制度化拨款给华校及拨地给需扩建的学校，版位也不比国阵州偶尔施点小恩小惠来得大。尽管版位再小，但我们接受，也尊重媒体，毕竟这是事实报导，我们不能接受的，是以谎言来做新闻。

比如，槟政府要求联邦加强公共交通不得要领后，我们开始策划兴建基础建设。我们逐一向媒体公布这过程，可是有媒体不理权限在谁，选择谴责州政府没以公共交通为优先。有基本常识的人都懂，公交是联邦而非州政府权限，某些媒体工作者怎能当作不懂，然后借此攻击州政府呢？

另一例子： 内长阿末扎希在马六甲口出狂言要封报馆，除了当今大马之外，其他主流媒体只字不提。若是换作是民联领袖说，报导篇幅可用“铺天盖地”来形容。这，就是媒体对国阵和民联的截然不同态度。

两度落选的槟州国阵领袖涂仲仪医生之前透过媒体，指我与一名前州议员郭庭源是亲戚关系，所以后者抄前朝议员的州议会问题后，没面对处分。在证明了我俩并无亲戚关系后，大家（包括媒体）不当一回事，连向他追究的跟进新闻也免。

一名普通的国阵领袖在胡言乱语后，竟然连被媒体跟进的责任都不必负，那，有官位的国阵领袖，岂非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被问责？

要达到国际水准，媒体需遵从新闻自由的原则。第一，需给予同等的回应权（同样的版幅）来澄清。主流媒体中，中文报虽未十全十美，但起码有尝试提供回应权及跟进报导。第二，言论是自由的，而事实是不可侵犯的（opinion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）。若不慎犯错应承认及道歉。在蒙受不实报导困扰、媒体又不澄清时，我们只能起诉胡乱报导的媒体来自卫，却被一众媒体人标签为干预新闻自由，而那些动不动要关报馆的人，却不见得遭受此等谴责。

这是我国的政治现实。但我坚信，言论是自由的，事实是不可侵犯的。

客家土楼

随着英文《星报》于9月杪一则报导，指槟城客属公会将在风景绮丽、客家人聚集的浮罗山背建设一个客家土楼后，我陆续接到许多客家人针对此计划的期待。

首先是柔佛再也州议员廖彩彤。也是客家妹的她，听闻土楼计划后向我求证，还说要在附近买一间屋子，往后可以随时来度假。

上周我到彭亨的广西村出席活动时，当地人也一直追问客家土楼的详情。看来，我吸引了英国著名大学Hull 来槟—一所我国政府奖金学保送学生去念法律、会计、物流及工程系的大学，也引不起坊间这么大的兴趣。

客家土楼这项“计划”，是2009年由槟州客属公会提呈备忘录，要求州政府拨地兴建的。当时我们无法接纳此建议，因为州政府认为：若要拨地，理应以教育为优先，特别是州内爆满的华小及等待迁校的国民型中学。

另一考量是：今天若州政府批了给客家公会，明天广东、福建、海南都要求一片地皮时，州政府可没这么多地皮来应对。

2008年槟城乔治市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城，全城顿时陷入一片“文化遗产潮”。也正因此，在中国南方具有独特风味的客家土楼，才引起本地客属公会的兴趣，萌起也要在槟城建一个客家土楼的意愿。

这4年多来，我也透过媒体的报导，看到许多古迹保育份子就这方面的看法。我绝对认同他们的观点，即：文化遗产和古迹，须要有历史背景作为基础。乔治市之所以独特，是因为它独有的各族文化融合加上殖民建筑风彩，这是经历时代后留下的精华，而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人为价值。

同样的，我不认同将一个原属中国的土楼，移植（或复制）到马来西亚，然后硬生生将之列为我们的古迹卖点。这不叫古迹，这是制造文物。不过，在也是客家人的曹观友行政议员斡旋下，客属公会退而求其次，无需政府拨地，找来私人地，仅要求州政府批准更改土地用途，从“无建筑”及山地农作地，改为“建筑”及旅游用途，以兴建客家土楼之用。

考虑到需尊重客家公会的意愿，以及浮罗山背除了作为高等教育中心之外，的确需要更多旅游卖点来发展，州政府批准了土地用途转换的申请—唯，条件是必需如客家公会所称：建客家土楼。虽然这有违古迹本意，但看在土楼兴建地点并不在古迹核心或缓冲区，而是偏远的郊区，理应不会引起混淆，加上有益发展旅游业，就没有强烈反对的理由。

这是一项完全没有涉及公款的计划，全由私人界出资，兴建包括土楼及度假村、酒店等旅游设施，州政府仅负责依条规批准各图测及土地用途等程序。

然而，在上周见报的客家土楼构想图中，我却惊讶地发现：这根本就是一个现代化、以玻璃为主的建筑物，而不是什么土楼！我于是派了负责文化及艺术的执行员李耀祥向客家公会了解。

该会负责人表示，由于有关媒体自行上网搜查照片然后刊登，因此有关构想图（也即是见报的现代化建筑）并不是将在浮罗建的土楼。他们已请了新加坡著名的绘测师，会依中国南方土楼的格式，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客家土楼。

我吩咐助理交代该会：州政府之所以批准土地用途的转换，是因为客属公会要建土楼，以带动旅游业。若图测呈交或建筑兴建过程内并无包括土楼的话，作为槟州土地委员会主席的我，有绝对的权力收回这项“更改土地用途”的批准。

我们乐见私人界或社团有意为旅游作出贡献，在期待土楼建成的同时，我们也绝对不容发展商借各种名堂获得政府批准后，却冒出与献议截然不同的结局。

生病日记

今年马来西亚日，是我当首长以来，病得最糟糕的一次。

工作特别多吗？作为州领袖兼党领袖，我的时间表几时都一样满，但病魔却在中秋找上门。

914难得有上午空档，于是约了植物园顾问史图沃到植物园巡视，顺道晨运。

当晚我奔走于威省汽车城的车展及升旗山山顶的中秋晚会，一切安好。直至周日，我从柔佛返槟，出席槟州政府在大山脚举行的州级中秋晚会时，开始感觉有点发烧。

既然答应出席，又是州级活动，我不能贸然缺席。当然，我相信我顶得住，更在节目结束后，大胆抱病跑场，赶往垄尾区州议员杨顺兴的中秋晚会。

万万没想到病情会恶化得这么快。周日晚整晚发冷，盖了好几层的被、连风扇都没开，一旁的太太热得满头大汗，我却冷到发抖。

感觉不妙，隔天一早先到医院抽血检验。过后出席北海新芭底东海宫的动土礼，陪同出席的助理汇婷已发现我的不妥，但那是选区的神庙，人家连吉时都已选定，怎样也得撑下去。

然后，我再赶场主持移交抚恤金仪式，颁发给早前在巫统旗下子公司矿湖溺毙的巫裔孩子的家属。我们聆听他们对该公司的不满（因为该公司在悲剧发生后不理不睬）；威省市政局也在事发后，对该公司的计划发出停工令。

中午，我赶到怡保，除了出席可敏同志的社区中心开幕，我也计划在同志安排下会见数名潜在投资者。其中一名是霹雳州养殖鱼业的业者，另一名则是码头及造船业业者。这两个领域，也是槟城自民联执政以来获得突破性蓬勃发展的领域。

单是养殖鱼业，民联执政后，共批了303张执照，让槟城成为继柔佛之后，国内第二大养殖鱼产出产地。在这之前，执照需透过中间人取得。州政府认为：海洋这么大，若是业者擅自养鱼，政府也没有能力采取行动，不如简化申请程序，让合法商家堂堂正正申请执照，政府可赚取执照费，业者有钱赚，何乐而不为？

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 在往怡保的路上，医生致电，通知我说检血报告出了，证实细菌感染，若是发烧没有好转，就得乖乖入院吊点滴，否则病情加剧，手尾可长了。

在车内穿着大衣发冷的我，虽然觉得病魔来袭，但理应还能撑多一个会面。在古拉律师楼讨论行动党法律问题时，也是专科医生的再也巴兰见我脸色苍白，坚持逼我进院（真的谢谢贵人，否则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就遭了）。

司机把我送到怡保班台医院吊点滴，取消两个会面，但为不让支持者失望，我一出院就往可敏的节目跑。当天，我也知悉，在威省高巴三万有活动的公正党领袖安华，其实和我同病相怜，但政治活动需要领袖撑场，是身在政治圈中无法逃离的现实。我们唯有相隔两地，抱恙“上阵”。

我入院的消息一传开，助理的手机也响个不停。谢谢所有关心我病情的媒体及领袖。回槟再往医院跑，做另一个彻底检查，再继续吊点滴。

这一刻，手上插满了管子，只有一只手可以自由活动。拼命联系同事，安排晚上节目的代表（包括林秀琴州议员的中秋节及州级马来西亚日庆典），以及重新安排隔天的活动及会议。

这几天，槟城的媒体因没有我的节目而感到纳闷（当然，病人怎能出席节目？都取消了），但许多一早定下的会议，尤其是有外坡出席者时，我就医院 会议两头跑，时间一到，拆下管子奔往28楼开会，会议一完，乖乖听医生的话，赶回医院吊点滴，直到医生批准回家为止。

此次卧病在床，才发现：生病真的惨过一切，什么都不能做。看来，我必需承认自己不再年轻、必需认真看待医生的劝告，在百忙中抽时间运动，以不辜负人民的期待。顾好自己的健康，才能展开更多惠民政策。

跑制度，要监督

常在发表演说时，我爱引述一句话：“若政府是愚蠢的，拥有聪明的人才也没用，因为所有的聪明人也会被笨政府赶走”。

要达到国际城市的目标，我们不能单靠聪明的人民，各机构都要聪明，包括政府机构、公民社会及私人界。

一向来，外资对槟城的印象是很专业的，这与主流媒体报导的完全不同。他们作出的分析基础，从来不靠主流媒体，而是源自于他们取得的资料，或从中立机构取得的情报。

他们决定注资的过程，都着重于一个政府能否信任、能不能够交货。外资要的，是“最佳的治理、最少的干涉”（Maximum governance, minimum government）– 也即是政府莫跟私人界“抢生意”。我时常说的“一个政府的主要生意，就是远离生意”，完全符合他们的心愿。

外资从不相信甜言蜜语，他们只相信事实和数字。他们不要只会天花乱坠的吹蛇卖艺佬，反之他们要的是手持滑鼠真正在做工的人（Not snake-charmers but mouse-charmers ）。

滑鼠上一个轻轻的点击，随时是塑造社会希望的关键。要改造一个州属，首先需要从改造公务员做起，才能达到国际水准。

这5年来，我们在改造公务员时，认为制度是最重要的，也即是1）人；2）系统；3）科技；以三合一来执行任务。除了要找对的人，也要让这个人做对的工，而沿用的制度也必需有效率及效能，再结合最新的科技，就锦上添花。

记得在第一届时，我常常与各部门主任开会，确保州政府的指示获得全面传达。原以为第二届了，制度已经“成形”了，就在上周，刚好需会见数名主任，就索性召开类似的部门主管会议，才发现，我们依然必需时时监督，以免执行的人，不慎“出轨”。

类似的事件，最近发生了好几宗。第一宗是曹观友行政议员明明发信要两个地方政府“劝告”戏院莫上影《王者之风》，结果发出的信函却成了“指示”，搞到第二天需要补发公函纠正州政府的真正意思。

第二宗则是市局对坍塌的二桥发出停工令后，却在未知会州政府、行政议员及首长，并在未通过各项报告的情况下，自行发出复工令。

第三则是增购闭路电视及巨型机械事件，说好今年内添购，却变成后年才买，届时缺乏机械的部门，要如何良好运作？于是，透过类似与主任级的会议，我们“挽救”这些决定。但不是每项失误都来得及被纠正– 就如已发出的复工令，总不能就这样任意收回。

最糟糕的是，有时非常重要的事项也会不慎在会议记录的“讨论事项”内被删掉。查询后证实，原来是官员忘了加进去，而不是刻意删除。若少了关心的步骤，许多事情真的在神不知鬼不觉下就走调，或是乖离政府的原意。

这些事件告诉我们：要达到国际水准，有了制度还是不够的，我们须结合人、系统及科技三管齐下。毕竟人是血肉之躯，是需要去监督的，虽然一届之后，我们成功定下“跑制度”的模式，但也不能忽略“要监督”的环节，往后，除了心血来潮随时召开部门主任会议外，看来，更需要不时突击检查各部门，确保一切符合政府的大方向。

做回政府的本份

出席槟州发展机构（PDC）开斋节开放日时，总经理拿督罗斯里称：近期国库控股奉命到全国各州，针对州政府旗下经济及发展机构展开调查，以检视这些机构的表现、动向及未来，研究这些经济机构，能否继续为国家扮演角色。

罗斯里说，过去5年他对我时常说的名句倒背如流，于是在调查员到访稽查之际，说“一个政府的主要生意，就是远离生意”（The business of a Government is to stay away from business）。对方回应：这与其他发展机构所说的南辕北徹，哪有不做生意的发展机构？

尽管再赚钱的生意，落到政府手里，最后肯定亏大本。主因有几项。首先，公务员没有赚钱的头脑。第二，哪里有人愿意为政府去拼老命赚钱，赚再多也不是你的，亏了钱也不用背债，即使官员廉洁，谁会用心“替政府赚钱”呢？

最糟糕的局面就是政府的生意被趁火打劫、中饱私囊、黑箱作业，结果亏钱的黑洞越来越深。与其坐拥产业、基设，自己做又亏大钱，为何不将之脱手，或出租、或出售，稳赚租金总比因亏钱而坐食山空好吧？

于是，槟州政府干脆不做生意，先把亏钱的养殖鱼生意卖掉，再透过公开招标将地段出租，增加收入。然后，连年亏损的高尔夫球生意，由一批连高球都不会打的公务员管理，怎能赚钱？于是公开招标让出管理权。

政府为什么要与私人界抢生意呢？政府应该做的，是管理、监督、展开社会计划、打造工业地，刺激工业发展、启迪民智，兴建平民屋等。论生意，政府岂是私人界的对手？最离谱的是，过去不熟的领域，政府竟然可以屈身为小股东（也就是没有话事权），要做生意，起码也要持股51%做大股东啊。

在一些较成功的国家，政府不只没做生意，还在当地商家面对经济危机时，拯救国内企业免于倒闭。可是我们的国家很奇怪。就以之前槟城市政局公开招标出售基设为例，说明只有槟岛人可能竞标，威省人也无权，让人纳闷。

若是政府工程，为照顾当地（特别是乡区）企业家，我勉强能接受这附加条件，但，在政府要拿到最高额的出租/出售率时，怎能有槟岛和威省区域之分呢？一个槟城，实在不需要有太多山头主义。

过去5年，我发现政府浪费太多时间做不知所谓的生意。只懂吃鱼却要学人投资养鱼、捕鱼业；身为政府却涉足须请外劳的棕油种植业；也学人种榴梿、办学院，甚至把工业学院开到外州去。这些“政府的生意”，唯一共同点是：无一赚钱。5年来，我们陆续脱手与州政府“正业”无关的业务（或生意），目前就只剩下一间即将脱手、根本无法跟大酒店集团比的酒店。

当一个政府不去做好政府应有的本份（管理州属和监督），却插手生意这块无法赚钱的投资时，你就知道，太多资源浪费在不对的地方了。只有把手头上从来就未曾精通过的生意放掉，一个政府才能回归政府的本份，做管理、做监督，而不是沦为商场上的败将。